法治日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种地太辛苦了，农民不是不想保护鸟类，但每年百万只候鸟过境，如果不做防护，大片农田会严重受损。”人民监督员徐国忠细数农民劳作的艰辛。
“有些防鸟线又细又有黏性，野鸟撞上很容易受到严重伤害，甚至直接撞死。”环保组织志愿者姜龙展示出一张张候鸟撞到防护网上后因无法挣脱而陷入困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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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是候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每年在崇明东滩栖息或过境的水鸟可达百万只（次）以上，近年来，周边农户设网导致野生鸟类伤亡情况时有发生。去年7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该线索交由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与此同时，杨浦区、长宁区、黄浦区三家检察院也与辖区内电商企业联合开启了专项治理工作。
春季的东滩国家湿地公园，晨雾还未散尽，依稀可见正在滩涂上觅食的野鸭子。《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跟随崇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走进这片世界级生态保护区看到，公园不远处，便是大片绿油油的农田。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这里会迎来大量来自南方的候鸟，它们补充能量后再踏上迁徙之旅。”崇明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程竹松说，周边农户为防止农作物、蟹苗被鸟类啃食，自行架设防护网线，但材质和工艺缺乏标准。
2024年9月，检察机关在一家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调查时发现，该合作社架设有防护网约6万平方米，网上可见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鸟类尸体40余只。
“防鸟网与捕鸟网界限模糊，现行法律虽明确禁止捕鸟网，但对防鸟网的生产标准和使用规范仍是空白。”程竹松坦言，正常防鸟网网眼较大、材质较粗，而部分农户用细渔线当防鸟线，韧性高、反光性强，鸟类高速飞行时根本看不清，撞上后轻则羽毛勾缠，重则直接死亡。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上搜索防鸟线，发现此类产品直径普遍不足1毫米，“不易被鸟发现”“明网易躲，暗线难防”等宣传字眼赫然醒目，价格也远低于粗大的防护网。
“国内现在对于防鸟布设的渔线还没有统一标准，需要多做实验来验证防鸟效果和对鸟类的影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马志军说，但至少农田用的细渔线是不合适的，要加强对农户的沟通与指导。
“虽然传统防鸟线存在误伤鸟类风险，但无人机驱鸟、声光技术成本远超农户承受能力。”某农作物生产集团代表在听证会上列出一笔农业经济账。
据崇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团队介绍，目前东滩自然保护区周边共有水产养殖户178家、粮食种植户86家，养殖、种植面积10万余亩。成群结队的候鸟在迁徙过程中将广泛分布的农田、果林、水塘当成“天然食堂”，造成农户种植、养殖持续减产。相关单位统计，周边农田每年因鸟类取食导致5%至10%的减产，严重时可达20%。
2024年，上海市人大代表王愫怡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崇明生态岛农业受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然而，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损失应补偿”，但上海尚未出台实施细则，补偿机制有法可依却无法执行，且上海生态补偿政策尚未涵盖对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生态补偿。
在崇明区检察院近日举行的一场检察公益诉讼听证会上，相关行政机关、企业、行业协会和环保组织代表共同参与听证，就如何解决野鸟保护和农业生产这一长期存在的矛盾发表意见。听证会上，听证员们建议尽快出台区级生态补偿细则，明确损失认定标准与申请流程，探索“鸟类致害保险”，通过政府补贴保费、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分散风险。
检察听证会后，崇明区检察院向四家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四家单位协同治理。
对于防鸟网线伤害野生鸟类长期存在的问题，检察建议书建议四家行政机关根据各自职责，加强鸟类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对农业生产活动中设置防护网加强指导和常态化监管，依法查处“以防护为名行捕猎之实”的行为。
对于目前争议较大的防护网使用规范问题，崇明区检察院委托相关专家起草了《农业生产中的防鸟网线生产标准和使用规范》，明确网线材质、颜色、反光度等参数，检察建议书建议相关行政机关研究评估，若条件成熟，可积极推动相关标准规范的出台。
对于农业补偿问题，检察建议书建议有关部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要求，有计划地实施区域野生鸟类保护致害补偿政策，争取本区鸟类友好型农业发展政策尽快出台。
崇明区检察院的探索成为上海检察系统“候鸟迁徙保护专项行动”的突破口。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统一部署下，黄浦、杨浦、长宁三家检察院同步启动电商领域专项治理。
三家检察院分别调研辖区内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建议企业更加审慎履行电商平台法律义务，加强商品上架审核，设置商品前置拦截，对商品信息中直接描述为“捕鸟网”的产品，以及明确可判定为捕鸟用途的产品禁止上架；排查传播捕猎野生动物的视频内容，完善机审高危词库并补充人审知识库；对相关搜索提示法律风险，并提示举报投诉途径。
“守护候鸟迁徙通道安全，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展现大国生态担当的必然要求，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绝非对立关系。”上海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林仪明说，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优势，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行动，引导各方以科学化手段化解“人鸟矛盾”，为全球生态多样性治理提供可复制的“上海检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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