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已经有两个月。毛主席与周总理正专心关注着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情况，同时也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与未来发展谋划着蓝图。一天晚上，两位领导人正一起用餐时，突然传来来自前线的喜讯：云南省的卢汉宣布和平起义，并且成功扣押了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的长官张群等七名重要人物。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兴奋地说道：“张群被捉了，咱们得好好安排他。如果他不愿意留下，咱们可以拿他去和蒋介石交换张学良，蒋介石一定会同意的。”这番话的背后，正是云南局势的关键转折，而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卢汉的决定。
回顾1949年夏天，南京的解放已经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大胜利，丢失了南京，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东南几省变得岌岌可危。尽管蒋介石不愿认输，但他依旧希望能在西南地区重建抵抗力量，试图复制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共复国”后方基地。而云南，无疑是他眼中的关键所在。
展开剩余78%从地理上看，云南与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相邻，在战略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关键时刻得到外部援助。因此，蒋介石对云南的控制至关重要。然而，在当时的云南，省长卢汉成为了蒋介石必须要掌控的人物。
卢汉，彝族人，原云南省长龙云的堂弟。1945年接任龙云的职务，至此一直稳居省长之位。了解卢汉的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他与传统军阀的风格有些相似。自辛亥革命以来，云南地区一直处于军阀统治之下。虽然1945年蒋介石解除龙云的兵权，并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但蒋介石对卢汉的忠诚度并不完全放心。为了防范卢汉的动向，蒋介石指派军统云南站进行严密监视，以权术压制卢汉的不安分之心。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突然抵达重庆，并要求卢汉亲自前往见面。卢汉深知事关重大，心里忐忑不安，三度推辞未果。蒋介石不仅口头命令，而且通过调动周边三个军队的活动范围来施加压力。最终，卢汉不得不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同意前往重庆。尽管蒋介石已失去往日的威风，但他仍能通过这些手段轻松左右卢汉的决定。
面对这样的困境，卢汉的妻子龙泽清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她指出，虽然前往重庆可能意味着生死未卜，但如果卢汉不去，云南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她强调，卢汉是云南人民的希望，他的存在才能保证云南的稳定。卢汉最终被妻子的理性分析说服，决定前往重庆。他说：“云南人民抚育我那么多年，若是为了1300万人的安危，哪怕我有不幸，我也心甘情愿。”
此时，蒋介石虽然面临战场的失利，但他依然能够运筹帷幄。而在重庆，蒋介石是否应该采取极端措施扣押卢汉呢？有建议认为应当迅速扣押卢汉，并重组云南政府以彻底消除隐患；也有声音认为应该让卢汉继续留任，以避免更多内耗。张群，作为卢汉的上司，显然支持后者的观点。他认为，以地方军阀治地方可以更好地团结当地力量，从而减少蒋介石的直接干预。
9月6日，卢汉抵达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与卢汉的谈话表面上平静，甚至显得较为友好，问起了云南的局势，卢汉也有备而来地作答。然而，蒋介石真正的用意是借此机会要求卢汉处理云南的“反政府分子”。在这个时刻，蒋介石的真正意图显而易见，他试图通过让卢汉做出屠杀决策，彻底切断其与“进步力量”的关系。
卢汉虽然心知肚明，但为了保全云南的局势，他只能勉强答应。两天后，卢汉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昆明，带着从重庆的严令回到了他熟悉的土地。返回后的卢汉迅速采取措施，暗示昆明的进步人士做好准备，提前安排躲避。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软禁了张群等七名国民党高官。这一举动，标志着云南的局势彻底发生了变化。
然而，面对张群等人的软禁，蒋介石并未轻易放弃，他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让卢汉妥协。在一番激烈的博弈后，最终卢汉以一场决死的抵抗战，成功将外敌赶出，保持了云南的独立性。而在此期间，卢汉对外宣称的“和平起义”实际上是他与地方力量的联合，体现了他既想保护云南，也不愿直接与中央对抗的复杂立场。
12月10日，卢汉宣布起义成功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张群等人的被捕令蒋介石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云南起义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又一沉痛打击。对于毛主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喜讯，因为他终于有机会通过这场起义，换回张学良。然而，卢汉此时却展现出了与毛主席计划不同的算盘，他最终决定放走张群，虽然这意味着失去一次交换张学良的机会，但卢汉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显然已经深思熟虑，他希望能够通过张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
蒋介石虽然因张群失利感到惋惜，但卢汉的举动也为他埋下了新的隐患。这场起义，标志着云南人民与外界力量的真正博弈，也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博弈愈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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