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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团长召见了侦察班长饶景星，交代了一个任务：带领几个侦察员在7天内查明任丘的敌情，最好能活捉一个“舌头”带回来。饶景星随即挑选了陈立秋、白全宝和李继山，共四人组成侦察小队。他们一行人在任丘城外巡逻了两天，却连一名伪军也没碰上，只能想办法进城探查情况。

在一个中午过后，饶景星和陈立秋转到东门附近，发现敌军对进出人员的盘查异常严格。老乡们透露，只要口音稍有不正，或者“良民证”递得慢一点，就有可能被抓走。经过一番观察，两人认为贸然进城风险太大，进而放弃了这个打算。

太阳快要下山时，二人转到西门附近。陈立秋突然指着一个跑信的邮差说：“班长，看那个邮差，他好像很有话语权，点了一下头就进城了。我觉得，明天我们可以先解决掉他。” 饶景星听后瞪了他一眼，严肃地说：“你这傻小子，知道人家是谁吗？别胡乱说话，哪有动不动就干掉人的？” 陈立秋不甘示弱：“那你觉得怎么办？人家能进城，而我们不是侦察员，根本帮不了忙。” 饶景星沉默了一会，突然有了主意：“你看看，他是不是从哪个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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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秋认真看了一下，说：“他应该是从张家庄那边来的。” “对！”饶景星眼睛一亮，立刻决定：“咱们去张家庄打听打听，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两人随即赶往张家庄，询问村干部，得知果然有这么一个邮差，他的妻子还是村里的妇联干部。饶景星和陈立秋心里一喜，决定通过邮差妻子的帮助进城。

晚上，村干部把邮差的妻子叫了过来，向她说明了来意。这位女干部答应协助他们。第二天中午，女干部把二人带到家里，邮差丈夫老王也在场。老王听说要带八路军进城，心里有些犹豫，但在饶景星的鼓励下，答应带他们进城。老王告诉他们城里的地址，并说：“明天吧，我带你们去。”

次日下午，饶景星穿上了绿色邮差衣服，模仿老王的动作，骑上自行车走向东门。站岗的伪军看了他一眼，饶景星点了点头，继续推着车走了过去。成功进城后，饶景星按老王给的地址找到他的家，陈立秋很快也赶了过来。

当天晚上，老王带领他们四人以看戏为名，先熟悉了城里的地形、街道和敌人的驻地。第二天，老王将白全宝和李继山也带进了城。两人一见面，就立即向饶景星报告：“团长指示，优先解决伪军，打击敌人的弱点，最好能‘抓一个活口’。”

于是，四人开会决定，目标锁定伪军大队长及其副官。饶景星先让老王调查伪军大队长的情况，随后四人分别勘察伪军大队长的住所。

饶景星装扮成商人，在街头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了伪军大队长住处。他的住址在伪军大队的东边，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院。据说他住在院子最深处的一间正房，门口有两个伪军把守。饶景星绕了院子一圈，发现想进去并不容易。

快到中午时，饶景星在茶馆喝水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伪军提着水壶从院里出来，便悄悄打听得知，这个小伪军是伪军大队长的勤务兵，叫马。饶景星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线索。

回到老王家后，老王告诉他们，伪军大队长姓陈，叫陈邦彦，三十岁左右，家境富裕，这个职位是他花钱买来的，根本不懂军事。听完这些，饶景星心里已有了主意，认为小勤务兵可以作为突破口。

经过一番详细的计划后，四人决定不打草惊蛇，以伪官员身份进入伪军大队的院子抓捕伪军大队长。第二天，饶景星穿上了绸大褂，戴上礼帽和墨镜，打扮得像个伪官员，其他三人则装扮成随从。四人合力排练了一番演习后，便开始了行动。

十点多钟，四人慢慢接近茶馆。小马如约提着水壶进茶馆时，饶景星突然叫住他：“小马！” 小马看了看他，疑惑地打量了几秒，笑着回应：“您是叫我吗？” 饶景星冷冷地问：“你们陈大队长在家吗？” 陈立秋走上前说：“我们是河间特务队的，这是我们刘大队长，来找你们陈大队长！” 小马立刻应声：“在家，打牌呢！” 他立刻带领饶景星等人进入院子。

院内的伪军站岗见到“刘大队长”来访，立刻敬礼，饶景星没有回应，径直进入院子。院子里安静无声，小马引领他们穿过几个房间，最终来到了伪军大队长陈邦彦正在打牌的地方。饶景星和陈立秋迅速行动，将四个伪军一一制服。

饶景星用冷峻的语气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老老实实不反抗，我们绝不伤害你们。现在，谁是陈大队长？” 一名伪军慌张地站起来：“是我……是我！” 看到大队长被顺利找出，饶景星准备带走所有人。

在确认了目标后，饶景星要求陈邦彦把护兵带上，并为他们安排了几匹马。为了不引起怀疑，饶景星不断和陈邦彦交谈，观察他的神色，确保一切顺利。

当天夜晚，饶景星带领陈邦彦及其护兵，悄无声息地从城里撤出。伪军见大队长骑马外出，未曾怀疑，顺利放行。回到部队后，团长对陈邦彦进行了思想工作，陈邦彦很快表明了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立场。

几个月后，第一次攻占任丘时，陈邦彦不仅开门迎接八路军，还在关键时刻转变立场，帮助消灭了日军，成为了八路军的重要合作伙伴。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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